人人都是生還者，只要你瞭解自己的求生性格，就能從死神手中掙脫！
一開始，我想先說清楚幾件事。
我認識的每一個人幾乎都面對過——或正在處理——某種重大的挑戰或厄運。這本書是為他們，也為我自己寫的。雖然我本身未像書中這些生還者受過那麼大的考驗，但我也遇過一些顛簸，經歷過失落與悲傷。家父原本身強體健，卻在六十四歲時因大量腦出血驟逝，病因無法解釋。家母卻違抗或然率，已擊退卵巢癌九年，而總是將功勞歸給優秀腫瘤醫師策畫的侵略性療法。
身為新聞記者，我遇過數次千鈞一髮，也親眼目睹過許多悲劇。一九九二年八月，在為ABC新聞報導塞拉耶佛血腥圍城期間，資深製作人大衛．凱普蘭就在和我比肩而坐時遭狙擊手射殺身亡。一顆九毫米的子彈疾速穿過我們福斯廂型車的後門，刺穿大衛的背，切斷了他的肺動脈。法國戰鬥部隊予以搶救，仍傷重不治。他——而不是我——會命喪那個中間座位，純屬機率，那明明是離車窗最遠，最安全的位置啊！
我一直有某種控制癖，因此對於以上事件，我都想提出質疑。為什麼健康的人會莫名其妙地暴斃？為什麼癌症會襲擊無罹癌風險者？為什麼子彈會找張三而非李四當祭品？或許是為了取回些許掌控權，我開始問：是否有任何隱祕的方式可以提升生還機率？
【驚人的故事】
「我能活下來的祕密是，」他說：「我十六歲。這是個神奇的年紀。」——瑞奇‧邦奇：在失速過彎墜落懸崖，一條腿被壓碎、肺部萎陷、腎臟衰竭。當他兩個月後從昏迷中醒來，醫生告訴他，他是他的損傷的完美對手。年紀再輕一點，他就沒有可以與之抗衡的體力；再大一點，醫生說，他的腦部就無法復原。
「我們全都有人生的安地斯山。妳也有妳的。」——南多．帕拉多：飛機撞上安地斯山脈一座崎嶇的山峰，然後墜落冰河。碎裂的顱骨插入他腦部表層，母親在空難中當場喪生、妹妹在他懷中死於傷勢和嚴寒；在冰河待了六十天奇蹟獲救之後，他的故事給了一名母親活下去的勇氣——她在倒車時意外輾死了自己的女兒。
「我一打開門，就感覺到事情不對勁。」——雅黛兒．羅蘭：一個留了鬍子、光著腳、只穿田徑短褲的男人闖進廚房、向她衝來，手上套著像是繃帶的東西。她頓時明白那是白襪子，心想：沒有指印。他想殺了我。當晚，在協助警方調查時，雅黛兒更加瞭解她在開門時察覺到的氣味。「那是恐懼的味道，」一名警官告訴她。
「別驚慌，我告訴自己。保持冷靜。幫助其他乘客出飛機。不要逃走。」——傑瑞．史基默：在二號引擎爆炸四十四分鐘後，聯航二三二班次走到終點，撕肝裂肺般地接近機場；當它撞上跑道時，撞擊力折斷了尾翼，機鼻在跑道上彈了三次，機身開始四分五裂。轉瞬間，所有東西都突然陷入火海。史基默循著哭聲跑回機身，而後拉出一名小嬰孩。
「痛，是暫時的。這才是永恆。」——布萊恩．烏德爾：他臉上的血管全部爆裂，嘴唇腫得像熱狗，頭也膨脹得像西瓜那麼大。他的右膝嚴重脫臼。每一條肌腱、每一條韌帶都斷了；只有動脈、靜脈和皮膚讓他的脛和足仍連著身體。左腿也一團糟，膝蓋以下全斷，腳掌甚至指向後方。他的四肢有三肢不聽使喚，身心交瘁，萬念俱灰的他大喊：「上帝，我需要幫助。」
「那直到今天還像一場夢。」——安妮．海勒：獅子的兩顆上排牙齒咬斷了她的鼻子，也刺穿了上唇。下排牙齒則刺穿了她耳旁的臉頰。「當牠壓下來時，」她說：「我知道牠已經差不多撕裂了我的臉，記得當時我在心裡想，有點懷疑我要不要活下去，因為我知道牠已經毀了我的臉。」
「我無法用言語形容那個聲音，」——史丹在世貿中心逃過兩場死劫。在那兩次恐怖攻擊後，他都相信是上帝救了他。他記得他往窗外的自由女神一看，目睹最可怕的景象：一部機尾印著U字的巨型灰色飛機，正朝他直直飛來。「我到現在還聽得到它朝世貿中心飛過來，朝我飛過來的刺耳噪音，」他說。「我想沒有哪個醫生或心理學家或任何人能把那個聲音從我身上帶走。」
【希望，就是我們身上的力量】
「多數受到慘烈創傷的人不會精神失常，」卡爾洪醫師說：「他們不會有事。」或許與你預期相反，嚴重精神問題不是人生最嚴重危機的必然結果；事實上，卡爾洪相信多數人其實會在與生平最棘手的敵人奮戰後，變得更好。多年來，他與受創傷所苦的病患密切合作，他的同事及學生則研究了所有考驗的生還者，包括暴力犯罪、天然災害、重病、離婚、失業、失能和喪親等，他在幾乎所有研究中發現一個「驚人的矛盾」：好事會從最壞的經驗中冒出來。
「人類不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脆弱，」摩爾醫師回答。在我們的人生歷程中，約有七○至七五％的人會經歷足以觸發與壓力有關之精神疾患的重大創傷和危機，然而神奇的是，我們之中只有八％至十二％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，也就是說，有六成的人會經歷創傷而不會以罹患精神疾患收場。摩爾醫師笑著說出這個出乎意料的真相：「多數人的恢復力遠比他們自認的好。」
「我們都是生還者的後代，」肯恩．康姆勒表示。地球上每六個人就有五個人要仰賴文明才能維生。沒有眼科醫師和矯正鏡片，我們很多人連看都看不到，更別說謀生了。沒有超級市場，我們就餵不飽自己。沒有下水道和水處理設備，我們很多人都會死於霍亂和其他疾病。「我們都是生還者的後代，」他說：「不然我們就不會在這裡。」
規則一：人人都是生還者
往好的一面看，我們或許可以說，勾針刺穿心臟絕對不至於讓你完蛋。但同樣無可爭論的是，最後你將面臨某種攸關生死的危機或掙紮。大衛‧史班（David Spain）醫師說得直率。他在史丹佛醫學中心管理創傷及重症照護部門，不斷見到發生在一般人身上的事。每一天，他說，都有人穿好衣服，和家人吻別，走出家門，然後被泥罐車輾過。毫無邏輯，沒有道理，但就是一再發生。我這麼說不是要令你沮喪或害怕。那只是求生者必須瞭解的事實。無論我們怎麽閃避，怎麼否認或抗拒，總是有泥罐車或颶風或其他災害在轉角等著我們每一個人。最終，每個人都會加入受虐團體──遭到命運霸淩的團體。非進去不可，不入會不行。因此本書的第一條規則是：人人註定成為生還者。
我們給「生還者」下的定義是「面對且克服了逆境、艱困、疾病或身心創傷的人。」生還者無視反對與挫敗，繼續向前邁進。他們或許想離開，但仍然堅持下去。有些人甚至戰勝了最壞的情況。他們充分利用了不幸。他們不只是活下去而已，他們活得充實。套用這領域的黑話，他們「成長茁壯」了。無論是存活六個月或六十年，他們都充分利用了時間。「survivor」是從法文「survivre」一字演變而來，意為「活得比……久。」字源是拉丁文「supervivere」，「super」意為「超越」，「vivere」的意思是「活」。「survivor」顧名思義，就是「超級生存者」。
我對生還者的定義則包含度過難關的人，以及在他身邊支持他的親朋好友。在癌症社群，他們俗稱共同生還者（co-survivor），或第二病人（secondary patient）。他們是你生命中的岩石，你墜落時伸手抓的岩石。他們是護送你到醫院進行磁共振造影的夥伴。他們在你體力不濟時幫你做晚餐。他們在夜深人靜，你心焦如火地驚醒時安慰你。當多數人把目光集中在與疾病對抗的人（這是可以理解的），共同生還者承受了重擔，通常默不作聲，無人知曉。他們蒙受更高的壓力、疾病甚至死亡風險。在生還者研究的小小範疇，他們多半是事後補充的人物，但對於如何打敗機率，他們知道得不比任何人少。
如果現在你四處張望──在咖啡廳、機場候機室或公立圖書館──很可能附近某人就是生還者。或許你身邊的女人正在做化療，頭髮日漸稀少，但她竭盡所能看來正常。或許坐你對面的人剛在一場車禍中經歷喪妻之痛。他正與憂鬱搏鬥，不知人生該怎麼過下去，更別說撫養他的孩子。角落的那位男子或許剛丟了飯碗，而他沒有存款，不知何去何從。或許對面的女子正努力思索要怎麼幫助父親面對阿茲海默症。她該把他安置在療養院嗎？她要怎麼負擔那筆開銷？
這是個平行的宇宙，這個看不見的世界，生還者與共同生還者進行抗戰的世界，周遭圍繞著我們其他人，看來十分健忘的人。許多生還者都描述了兩種共存的事實。他們一腳留在正常的世界，另一腳則跨在艱難與孤獨的無形領土。我們的世界或許流行自白的文化，但在另一個星球，多數人默默地面對他們的掙扎，試著不引人注目。當然有些生還者會上電視、發表演說及出書，但大多選擇隱而不宣。他們忍受不幸，隻字不提。他們不想徒增其他任何人的負擔。他們不需要同情。他們只希望事情趕快結束。
人們極度想要正常，渴望正常。多數人一旦生病便希望趕快痊癒。一旦被擊倒，他們會試著重新站起來。對我們許多人來說，人生應該像飛機上的座位或托盤桌那般運作。一聲令下，它應能迅速回復原來直立的狀態。不幸的是，人生不是這個樣子。最好的生存者瞭解「正常」只是一種瞬間的心態。「常態」或許看似穩定而持續，但那其實只是人生的混沌與淩亂之間的休息時間。生還者相信人生或許根本不會回到它過去的模式。所以他們放手、調適，欣然接受「新的常態」。
當然，每一個生還者都是獨一無二的，而這個詞本身就製造了相當大的爭議。有些人拒絕被貼上「生還者」這個標籤，因為他們不希望人生被烙上印記。宛如某種恥辱，他們希望他們的試煉──他們的癌症、他們的車禍或強暴──盡快抹去。有些人寧可被稱為「被治癒者」，不願憶起一路走來那些不確定、不愉快和掙紮的事情。有些人反對「生還者」一詞的嚴肅與沉重。他們處理完問題，便將之拋在腦後，頭也不回地向前走。有些人反對生還者的被動感覺，而屬意較具動態的名稱，如行動主義者、征服者或鬥士。有人覺得「退役軍人」最能刻畫他們的戰鬥與勝利，有人則相信「畢業生」最能形容他們的學習經驗與成就感。有人憎惡「生還者」的情感面向，不喜歡它與英雄主義和勇敢無畏之間的牽連。以某些病患為例，他們屬意與中風或愛滋病毒「共存」之類根據事實的字眼。
不論你喜歡哪一個詞，生還與否通常被視為一種過關／沒過關的論點。數十年來，醫療機構皆著眼於治癒與未治癒之分。你不是存活，就是死。科學家稱此為二元思考。只有兩種變因有意義。Ａ=生；Ｂ=死。非Ａ即Ｂ。事實上，生還當然混亂、複雜得多──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路，而非終點站。從危險到正常的路並不平順、筆直，也非單行道。它荒涼而顛簸。誠如專家所言，那不是一條直線。
生還者不是每次都能克服逆境，此後便幸福美滿的超級英雄。如果你以為他們總是高奏凱歌，那你就錯了。他們是有時贏，有時輸的平凡人。他們有同樣的態度，但並非全部擁有同樣的人格特質。他們克服逆境，但不見得以同樣的方式完成。不見得人人具備極佳的適應力，人人樂觀進取。他們不一定能活到高齡；有時他們只多活了幾個月。最終，定義生還者的是善用生命──無論剩餘多少──的才能。生還者思索出什麼對自己及家人最適合。他們忠於感覺。他們不見得時時刻刻都在與病魔奮戰（例如美國職棒名將盧‧蓋瑞格〔Lou Gehrig〕的病），或在籌錢治療帕金森氏症。他們也有不順的時候，他們會掙扎，會投降。但即便他們的肉身死去，他們仍是生還者。他們仍以其他更禁得起時間考驗的方式與我們同在。即使他們在地球上的時間戛然而止，他們仍是「超級生存者」。
規則二：沒有比較問題
十三號星期五，南多‧帕拉多（Nando Parrado）和他的橄欖球球從烏拉圭飛往智利，要度過一個陽光、歡笑和運動的週末假期。基於某種迄今仍不明朗的因素，他們的雙引擎渦輪式螺旋漿飛機撞上安地斯山脈一座崎嶇的山峰，然後墜到冰河上。在五七一班次的四十五名乘客中，有十二名死於撞擊，五名在第一晚喪命於一萬兩千英呎高山的天寒地凍中。身材瘦長的二十一歲大學生帕拉多在那裡昏迷了三天。他的頭骨有四處破裂。其他生還者已經放棄他，將他的身體拖進屍袋。
南多，你聽得見嗎？南多，聽得到我說話嗎？
南多猶記得，這些是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睜開雙眼時最先聽到的話。他隨即困惑起來：我為什麼這麼冷？為什麼頭這麼痛？帕拉多伸手摸了摸太陽穴。他發現右耳上方有數道凸起的傷痕。指尖一壓，便會感受到他所謂的「濕軟海綿感。」那種感覺令人作嘔：他碎裂的顱骨插入腦部表層了。帕拉多隨即獲悉他的母親尤金妮雅已在墜機事故中過世。他十九歲的妹妹蘇西之後也禁不住傷勢和嚴寒，在他懷裡闔眼。儘管喪親令他痛不欲生，帕拉多卻不允許自己掉一滴淚。腦海一個聲音告訴他：不可以哭。眼淚會浪費鹽分。你需要鹽分才能活下去。
在冰河待了六十天，面對慢性飢餓與迫在眉睫的死亡，帕拉多和其他兩人展開「困獸之鬥」來救自己的性命。其中一個男人在一天後回頭，剩帕拉多和羅伯多‧卡內沙兩個人攀爬。他們從碎裂的機身裡找到一些簡單工具，攀上一萬七千呎高的山壁，然後──驚訝而失望地發現──附近沒有任何文明。飛機墜毀在山地中央，人稱「cordillera」，只有無生命的冰大肆蔓延之處。但他們又跋涉了十天，帕拉多「像火車一般行駛，一路領在前頭」，決心拯救自己和待在失事現場其他乘客的性命。營養不良、筋疲力盡的他們不知怎麼走了四十五哩路，越過冰冷的凍原，心中只有「無可毀滅的回家的渴望」。當他們終於遇到一個騎馬的人，他們知道他們得救了，而帕拉多潦草地寫了一張紙條給搜救部隊：Vengo de un avion que cayo en los montanos …（我來自一架於山間墜毀的飛機……）
後來在醫院，帕拉多的父親問道：「你是怎麼活下來的，南多？這麼多星期沒吃東西……」面臨隨時可能餓死的恐懼，帕拉多說他們別無選擇。經過激辯，他們決定分食罹難者的屍體。父親毫無懼色地回答：「你非得這樣做不可，很高興你回家了。」
五七二號班機的十六位生還者受到英雄式的歡呼，名人般的喝采，而今天帕拉多是烏拉圭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兼電視名人。結婚至今二十九年，育有兩個還不到雙十年華的女兒，他環遊世界、玩賽車並發表振奮人心的演說。他告訴我在猶他鹽湖城一次令他難忘的經驗。在他發表演說，暢談安地斯山的磨難時，他注意到台下有個衣冠不整的女人在哭泣。她頭髮淩亂，衣服皺巴巴的，臉色蒼白而沒有化妝。當帕拉多演說完畢，她前去找他。「今天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」她告訴他：「我原本死了，但在今天重生。」幾年前，她解釋道，她在倒車出車道時意外輾過她的女兒。「我親手殺了我的寶貝，」她告訴他。「我已經死了。」她說從此她不再在乎任何事情。她不愛惜自己，宛如行屍走肉。帕拉多不知道該說什麼。他把那個女人拉進懷中，用全身力量緊緊擁抱她。沒有，這個不修邊幅的女人沒有在冰河熬過七十二天，也沒有失去一半的家人和兩個最好的朋友。但，帕拉多想，會有任何人懷疑，她所承受的苦難不比我多嗎？
在那一刻之前，帕拉多告訴我，他一直對於他的求生奮鬥感到一股莫名而不自在的驕傲。唯有親自站在凍原上的人才會瞭解那深刻的絕望、致命的寒冷和戰慄的飢餓。各大冒險雜誌一直將安地斯事件列於史上最偉大求生故事的榜首，他們的奮鬥也拍成電影和紀錄片。但，緊摟著那個女人，他才發現某件更深層卻更普遍的事。「我們每一個人，有時都會面臨無助與絕望，」他在著名的回憶錄《安地斯山脈的奇蹟》（Miracle in the Andes）中寫道，「每個人都會經歷悲傷、遺棄和難以承受的喪親之痛。而我們每一個人，遲早都要面對死亡無可避免的迫近。」給了那名婦女長長的擁抱後，他想到兩句話，於是輕聲地說：「我們全都有人生的安地斯山。妳也有妳的安地斯山。」
說到逆境，寄予同情是人類的天性。哪個比較慘？身陷安地斯山的冰天雪地，還是失手殺死自己的孩子？一定會有人問這些問題，但沒有標準答案。儘管有些挑戰看似比其他更令人氣餒和痛苦，但當你經歷自己的磨難時，那個磨難在求生的芮氏地震儀上顯示多少，並沒有什麼差別。生還者俱樂部的第二條規則是：沒有比較問題。當然，逆境有千萬種形式，但如果那發生在你的生命中──如果它使你無法轉移注意力──如果那對你意義重大──那麼就不該拿來比較。最大的磨難正發生在你身上，此時，此地。比較沒有意義。無論危機為何──無論是在冰河或車道上──生還者俱樂部的第二條規則意味著，你的挑戰和其他人一樣巨大。
規則三：你比你想像中強壯
耳邊的槍響是第一個徵兆，緊接著，他被粗暴地推進綠色賓士的後座。泰瑞‧安德森（Terry Anderson）回想道：我完蛋了，真的麻煩大了，而且這不會那麼快結束。他的直覺完全命中。這位美聯社駐黎巴嫩特派員將被蒙住雙眼，用鐵鍊綁在牆上，淪為人質二、四五四天。
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一大早，安德森剛和朋友在西貝魯特打完網球。在一條狹窄的路上，他遇到三名全身髒兮兮的持槍男人。「進去，不然就開槍了，」一個男人說，拿槍抵著他的頭。他猛力把安德森摔在地板，把一隻舊籃子丟在他身上。開了一會兒後，安德森身體被膠帶捆綁，眼睛被一塊髒布蒙住，然後審問。後來他被銬上手銬腳鐐，和一張鋼床綁在一起。他無法站立，更別說坐直起來了。他被迫把尿解在床邊一隻塑膠瓶裡。在鋼床上趴了二十四天後，安德森覺得自己快瘋了。他告訴其中一個俘虜他的人：「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，我不是動物，我是人，你不能這樣對待我。」
「那你想要什麼？」對方問他。
「一本書，一本聖經……你得鬆開這些鎖鍊，我要瘋了。」
隔天，安德森的桎梏解開了，他們也買給他一本全新的紅色的聖經。他們讓他摘掉眼罩，讀三十分鐘。他品嘗著新墨水、新書皮的氣味，以及《創世紀》的第一句：一開始……
在我們說話的同時，安德森剛吃完在家做的義大利麵和沙拉午餐，正喝著一杯南非皮諾塔吉紅酒。他的酒窖已存放了七百瓶之多，而且還有成長空間──那裡可以容納三千瓶。他住在俄亥俄州雅典縣一座面積達二百五十英畝的農場，日子過得幸福。他飼養且訓練了約十二匹馬。今天一早，他就試著教導一匹名叫莎拉嘉德的兩歲密蘇裡狐步馬一些禮儀。現在他正看著窗外兩英畝的池塘、牧馬場、馬廄和小馴馬場。
我問他，他和其他人質是怎麼熬過那些被俘的日子。「我們必須向內心探索，找出我們擁有的一切，」他解釋道。「人類能做的事超乎尋常。」曾為越戰陸戰隊員的安德森是足跡踏遍三大洲的通訊記者，報導各式各樣的天然及人為災害。在他漫長的記者生涯裡，他很後悔沒有撰寫更多「平凡人做不凡事」的報導。他最引人入勝的實驗室是他在黎巴嫩被俘之處，他在那裡遇見另外九名人質。他仔細記錄了其他人在這些年的情況。安德森表示，在約莫二十個平安返家的長期人質中，有一個直接送進精神病院，之後便未再出現，還有一人則在類似機構進進出出達十年之久。「我們全都在某些方面受創，」他說，「但我相信我們都恢復得很好。」「生還是一回事，」他繼續：「生還得優雅而有尊嚴是另一回事。」安德森相信，他的磨難最令他驚奇的地方，是他的人質同伴如何在不失體面與人性之下度過最大的難關。他猶記得那些最低潮的日子，他好想放棄，無法再面對那些虐待、孤獨及噁心的羔羊飯。「上帝，我辦不到，」他說：「我完了，我投降了。」
「但在投降的盡頭，」他在回憶錄《烙印：特派員的生與死》（Den of Lions）中寫道：「沒有條理分明的思想，沒有真實的痛楚，沒有感覺，只有疲憊，只有等待，以及一樣東西。溫暖，光明，柔和。接受，我願意接受了，接受自己。休息吧。一會兒之後，力量油然而生。就此刻而言，那已足夠。」
安德森相信，他曾一、兩次到達優雅的狀態。「幾個小時後，那消逝了，憤怒、挫折與渴望又回來了，」他寫道。「但回憶在那裡，存在感在那裡。有時又達到那個境界，短暫地。不是常常，但有時如此。
「在此同時，分分秒秒忍過了，日日夜夜熬過了。每個夜晚，都在祈禱、思考或重回那種境界的努力中度過。」安德森相信，人人都可以在心中找到這種力量。它就在那裡，在我們心裡。等待獲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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