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萬個「台流」在中國

中國夢是否一定很美？讀者是否可以想像也有台灣人在大陸，住月租人民幣一千五百元、只有一個房間、衛浴在屋子外面和大陸人共用的「公房」，和當地人擠公車，包一個人民幣五元的便當？或者到大陸被裁員，無固定工作，只靠人民幣一千元過一個月？

人們常認為移居上海或大陸的台灣人過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，沒想到，不止是上海，全中國目前已有為數不少的一群台灣人，他們暫時沒有工作，或已持續幾年找不到工作；他們習慣於當地的生活成本，或是寧可忍受比台灣低的生活水平，在中國等待機會。這群人隱身在中國的各個角落，有人則如「中國吉普賽人」，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，有一個新名詞稱他們為「台流」。

他們靠人民幣一千元過一 月；
他們沒有工作、習慣大陸的生活水平；
他們在城市間流浪，他們是「台流」

「台流」這個名詞來自於「盲流」。「盲流」是中國大陸用來形容無戶籍、無固定居住所、無固定收入，並竄流在大都市角落的大陸外地人。「台流」如今泛指沒有固定工作的台灣人。

翻開這一個個流落異鄉或暫時失意的台灣人的故事，我們發覺淪為或暫時成為「台流」的這群人，有些的確是已成為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員，中國低廉的生活成本，更合適遠離台灣那些令他們所不願面對的現實；但新近成為「台流」者，有更多卻是寧願忍受惡劣的生活條件與環境，執意追求一個更大的「中國夢」。這一大群淪為台流者的故事，真實的反映了這個世代兩岸經濟快速變動下的「大時代的故事」。

「台流」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東莞。很多人都聽過，東莞有個「台商流浪村」，在那裡有許多十多年前開始到中國去幫老闆打拚的台幹，或甚至本身就是老闆的台灣人，在公司經營失敗、職位被大陸人取代，或是自己耽於酒色不能自拔之後，聚集在東莞一條叫「厚街」的地方，靠著積蓄、台灣家中接濟甚或欺騙的方式維生。

在東莞經商的吳淑姿，有一次在深圳機場等人接機時，碰到一位伸手向她借錢的男子。這名男子以「錢掉光了，沒錢回台灣」為由，向她借旅費。吳淑姿從對方顫抖的雙手，感覺到他不是一個熟練的說謊者，但還是掏出港幣四百元（約合新台幣一千六百元）借他。回台灣後，吳淑姿拿出對方留下來的身分證影本及聯絡電話，好奇的撥電話去。結果，那支電話的主人說：「小姐，這裡沒這個人，妳已經不知是第幾個打電話來要錢的。」這回覆不禁讓吳淑姿意外，但她還是為那位「台流」感到悵然。

在東莞的台流有多少人？這個數字無法精確估計。不過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，台商掀起另一 上海投資熱後，東莞失意台商的戲碼重新在上海上演，所不同的是，上海的生活壓力更大，生活成本遠較東莞為高，他們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，面貌顯得更為模糊、多樣。

「早期到上海的台商，整體而言素質比台灣差，有不少是去跑路的。」一位已在上海十年、現在經營旅行社代辦業務的人說。

紀先生被人倒帳
身無分文到上海，願領人民幣五千元月薪，
老闆反而起疑心；每天買一個一塊八毛的燒餅打發兩餐。

紀先生（化名）就是早期因跑路而不得已到上海的典型。一九九四年，在台灣經營印刷工廠的紀先生，借給朋友的新台幣兩千萬元跳票，跳票隔天他就被地下錢莊的人帶走，將四張信用卡都刷爆，信用破產，十天後，他人像沒魂一樣的出現在東莞，半年後又被東莞公司排擠，攜著太太北上上海找機會。當時，紀先生的身上僅剩人民幣一千兩百元。

紀太太到南京的親戚家借了人民幣一萬元安家，他們先在上海普陀區類似台灣公寓的「公房」，租了一個月租人民幣二千五百元、「側身才能過」的房子，才開始找工作。「當時在路上碰到台灣人，都會跑過去跟他們講講話，心裡覺得親啊！」 紀先生說。
那年年底，紀先生終於在一間台灣人開設的禮品店找到工作，當時台灣老闆問他薪水怎麼給，他答說看老闆的意思，老闆就開出月薪五千人民幣的價碼，孰料就因為他答應接受五千塊的「低薪」，老闆反而起疑，「開始要翻你的底，出門辦事都不讓你帶公司的圖章。」紀先生說。

因為住得遠，紀先生每天五點要起床，趕六點出門，隨便在路邊買一個一 塊八毛的燒餅當早、午餐，換兩班公車，趕在八點半以前到辦公室。當時的公車雖在起站，仍要人擠人爬窗搶位子。

在上海稍能立足後，紀先生開始恢復印刷的老本行，當起印務的掮客。剛開始一個月只有人民幣兩千元的收入，時有時沒有，天天都在盼著領錢，因為那一天他就可以犒賞自己，拿兩塊錢去買一瓶尖莊酒。他記得當時最沒尊嚴的一件事，就是上海帳房給錢都是一毛一毛的零錢給一大包，他只好再坐一趟公車到其他台商那兒，將零錢換回大鈔。

每天都是一包生力麵加兩個丸子當晚餐，吃了一年的生力麵，一九九七年底，紀 先生終於又爬起來了。一九九九年，他回台灣將債務還清，一下飛機就被當票據通緝犯扣住了，一個星期後還清所有債務又回到上海。

一直到今天，擁有三部車、現在自己開公司、公司年營收人民幣上千萬元的他，每天出門還是會買一個燒餅當早、午餐，以警醒自已不要再過那樣的苦日子。「我太太在台灣時，一個星期要花新台幣五千元打胎盤素，來中國時卻連想喝一瓶雪碧的要求，都不敢跟我提。」他說著，強忍住不能在初次見面的記者前掉下的淚水。

陳華立三次創業失敗，賠掉人民幣上億元；
不願被一人當兩人用，又怕丟了飯碗；
「十多年來，想回台灣回不得。」

另一種台流的典型，則是帶錢到中國投資，卻因不瞭解當地法令或被騙，而無顏回台灣見江東父老的典型。
陳華立（化名）來中國至今十多年，創業三次卻失敗三次，光是自己的資金就賠掉人民幣四千萬元；至於賠掉多少股東的錢？陳華立赧然的說：「至少上億人民幣吧。」

三次創業之後，陳華立怕了，他沒有本錢再創業，也不敢再創業。在失業一段時間後，台灣一家上市公司轉投資的企業延攬他當副總經理，陳華立如履薄冰的經營，但也因為屢創業屢敗，他自此也喪失擴張經營的魄力與雄心了。十月底，母公司的大老闆巡視上海的業務，要求他兼任另一家公司的副總經理，一人當兩人用，以節省外派人員的成本，就讓陳華立左右為難。他害怕好不容易在上海擁有的這麼一個飯碗，又搞砸了。

陳華立說，幾乎所有在大陸失敗的台灣人，若不是被大陸人騙，就是新來的台灣人被老台灣人騙。這些人有家在台灣歸不得，有些是家裡接濟他們繼續在上海「找機會」，有些根本就是東騙五十元、西借一百元在度日。陳華立雖然現在不至於借貸度日，但內心裡仍舊十分失意，「我父親四十多年來想回大陸不可得，我卻是十多年來想回台灣卻回不得。」身為外省第二代的陳華立悲哀的說。

劉文華失業兩年，窩在家看ＶＣＤ，
身上僅剩下人民幣兩萬元的存款時，
還跟朋友借了七十萬元開餐廳。

當然也有些失意的台商，因為大陸消費低，物質上並不失意。

劉文華三十八歲時跟太太離婚，那年一個人帶著十萬美元來中國闖蕩，他的心願是要開一家每天早上有員工排隊升旗的工廠。他當時告訴自己，可以在中國失敗，卻不能在台灣失敗，因為不想破壞他在兩個跟著媽媽的女兒心中的形象。

劉文華做過直銷，開過工廠，一共換過八張名片；一九九七年，劉文華宣告失業，剩下的一點保命錢，他捏著不敢用，每天看二月河（編按：《雍正王朝》作者）寫的歷史小說，要不就窩在家中看ＶＣＤ，開始長達兩年多的「台流」生涯，家中現在還有多達五、六百片的ＶＣＤ。
早期曾從事鑽石直銷的他，風光一時，早在一九九五年就買了房子，甚至進口了一台凱迪拉克轎車。因此，不向人借錢、不應酬也不打牌的他，即便在一九九九年底，身上僅剩下人民幣兩萬元的存款，周遭的朋友也未曾察覺他已失業兩年有餘。

一九九九年底，位於上海市內的漕河涇工業區內的漕河涇公園內，有一座位於湖中央的茶館要承租，從沒做過餐廳的劉文華聽說這個消息，因為喜歡地點，當天晚上就付了訂金，付完後戶頭內僅剩三千元，根本不夠讓一家餐廳開張。

劉文華從父親及朋友處借了七十萬元，開起第一家「楓林小館」。餐廳賠了三個月，隨後他抓到經營的訣竅後，才有起色，至今楓林小館已開了五家分店，在當地頗有名聲，目前還在物色第六家店的店面。「在我最潦倒的時候，朋友卻以為我還很有錢，才會介紹這個機會給我。」劉文華坦承因為別人都沒看出他當時的落魄，才會有那麼多的機會。

比較起上面幾個例子，比較令人驚心的是，近幾年淪為台流的台灣人，尤其是在大上海地區的台流，許多是被當地人所取代的台幹；他們很多學歷高、過去薪水也高，經驗豐富，卻仍然無法避免在大陸淪為失業族群。

留美碩士程舒宜是網路泡沫下的失業族
回台灣因「高齡」而找不到工作
身上只剩回台灣的機票和半個月生活費

程舒宜（化名），三十九歲，台大畢業後還赴美拿了一個碩士，學歷與外型都響噹噹，離開台灣時，曾擔任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特別助理，年薪超過新台幣百萬元。兩年後被一家網路公司延攬到上海擔任公關總監。當時，程舒宜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想到上海發展，打包了十幾箱的行李到上海去。

剛到上海時，公司幫她租了一間位於上海最有懷舊風韻、宋美齡故居所在地的衡山路的公寓。去年十二月，網路公司泡沬化，台灣老闆雖直言她做得很好，卻仍要她走路，而當時公司已欠了她三個月的薪水了。然而，人事令發下的隔天，就要她搬出公寓。「當時上海人都在看笑話。台灣老闆對台灣員工都這麼狠心，哪裡會對他們好呢？」程舒宜說。
程舒宜失望之餘曾再回台灣找工作，無奈多數公司對三十五歲以上的履歷表列為拒絕往來戶。今年八月，她又回到上海，中間雖有在北京的短暫工作，但三個月內因股東間的利益衝突被犧牲而再度失業。總計至今已過了八個月無固定職業的日子。

住慣了舒服的房子，回到上海後，程舒宜雖然失業，搬到仙霞路附近月租兩千五百元的小公寓裡，但兩房一廳的家仍擺滿了優渥時期生活的雜物，音響、電腦與 一大落的書櫃一應俱全。以前出門都「打的（叫計程車）」的她，現在只能擠公車和走路，為了怕被當地人聽出口音因而哄抬價格，她都會多走十五分鐘的路，去統一訂價的家樂福買菜。

程舒宜坦承自己身上只剩下一張回台灣的機票，以及只夠用到月底的存款；不過，低潮時就會去算命、自己也懂卜卦的她說，年底會有個轉機，目前仍單身的她會有一樁好姻緣。更何況上海一個月除去月租，只需要一千元就能生存，她並不太擔心未來。

台灣落難「大哥」老侯，開家庭賭場
人民幣一萬元起家，月賺兩、三萬
三個月後就在上海「自立」了

近幾年到上海當台流的，還包括不少失意的上市公司老闆，以及屬於「大哥級」的幫派分子。

老侯（化名）是台灣著名外省掛幫派的「空子（下麵沒帶兄弟的大哥）」，因為「一清專案」的緣故，三年前在台灣混不下去，搭飛機從澳門轉進上海。身無分文的老侯在澳門典當一支勞力士表，換得人民幣兩萬元，抵達上海後，將其中的一萬元寄在好友處當保命錢，開起家庭賭場謀生計。

在上海擺家庭賭場的訣竅，就是不能超過兩桌，否則公安就來找麻煩了。客人打四圈可抽一百二十元，一天下來可抽七、八百元，一 個月也能掙得人民幣兩、三萬元（約合新台幣八到十二萬元），老候第三個月就在上海「自立」了，還向朋友誇口說，現在可以買第二支勞力士表了。「這是求生的本能，只是從台灣帶到上海罷了。」常被老侯約去打麻將的朋友說。
在上海聚集最多台灣人與台灣店面的仙霞路，走進一家紫滕美容健身休閒世界，拐上二樓之後，才發覺別有洞天。這裡指壓、美容、健身房一應俱全，更別具特色的是，十二間麻將房都煙霧瀰漫、座無虛席，還有一半是台商太太們來光顧的，一小 時只收人民幣二十元的場地費，連當地人都負擔得起。

在台灣經營娛樂業已日漸蕭條、一年前來上海發展的方經理說，整個上海光是由無業的台灣人所經營的家庭麻將，至少有幾十處。方經理說，這裡有很多失意台商會來打牌，「失意的人回台灣還是失意，況且牌桌上才容易碰到朋友，是一種治療，也是交際場合。」

像程舒宜、老侯、失意時的陳華立及紀先生，以及流連在麻將間與三溫暖的台灣人，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。「至少有一萬名台流在上海，光是虹橋附近就有八十個賭場。」陳華立說。

為什麼會有這麼多「台流」滯留大陸？建弘投信駐上海代表胡世傑以「國際移動線」的概念，很貼切的形容這一群到中國打拚的台灣人。

胡世傑指出，根據統計，能跨國工作的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二％，其中的一個百分點是政治難民；另外一個百分點的人，可用「國際移動線」的概念來解釋，亦即要有語言能力、一定學歷、創業家精神、工作經驗的人，才有能力成為在國際上移動的勞動力。

然而，因為兩岸語言相通、文化差異不大，這條國際移動線的標準因而往下降，許多無法移動到其他國家的台灣人，即便在競爭力上還不足以成為國際移民，卻仍然得以移動到中國大陸工作。

尤其近十年來，中國經濟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，相對的，全球包括台灣的經濟成長都趨緩，無疑是吸引這麼多台灣人到中國的主因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也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因在台灣無法承受現在更為嚴峻的工作挑戰，轉而到看似較為容易有機會的中國尋求他們的發展。
就像六十一年次的鍾文原，從小就不愛念書，高職都沒有興趣念完，服完兵役後，在花蓮的老家也找不到好的工作，他身在北京擔任外商高階經理人的大哥，年初就請上海的朋友幫他找了個師傅，讓他到上海當地的花店當學徒。

鍾文原不愛念書，高職都沒念完，
到上海當學徒、開花店。
經營花店競爭激烈，明天在哪裡？

今年七月，鍾文原以月租人民幣二千五百元的租金，頂下靜安區延安高架路旁的 一片小店面，自己開花店。開始了每天九點開店到晚上九點關門，一週七天全年無休的花店生涯。和當地人一樣，他每天一早到市場花 兩塊錢買兩個包子後，騎單車去開門，中午請鄰居幫忙看店到附近買個便當，一直到晚上九點收工回家，胡亂下個麵，就算結束了一天。

問他生意好嗎？他雖一邊說：「還行。」一邊又說，光是短短一條街上就開了四家花店；還好別人不知道他是台灣人，否則恐怕會影響生意。他簡陋的店面前稀稀落落的擺著幾盆隔天一早客人要的花，黝黑粗壯的手擺弄著鮮花，在十二月陰雨的上海，特別有落寞的感覺。

鍾文原說，他還年輕，還可以磨，雖然業績還不夠好，但他想等過完農曆年後，再看看是不是再換個店面。他的上海生活就是花店，沒有台灣朋友，也沒有娛樂；支持他繼續往前走的信心，就是在北京的大哥的鼓勵，以及中國會比台灣好的單純想法。只不過，像花店這樣進入技術障礙相當低的行業，他的獨特競爭力在哪裡？鍾文原並沒有細想。

過去在台灣，很多人都說找不到工作還能回家種田。像鍾文原這樣的台灣人，過去在台灣經濟起飛時，可以雨露均霑的安居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大傘下；然而，隨著台灣經濟成長趨緩，所有的人都要曝露在嚴厲的生存競賽中，無人能倖免，大陸就成為他們夢想中的逃城。
老台灣人騙新台灣人
前仆後繼，
中國加入ＷＴＯ後，將有四千萬人失業，
大陸將不再是創業者的天堂。

不論是生意人或小老百姓，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將希望寄託在中國；但從這麼多台流慘痛的經驗，卻可以發現，中國夢並非簡簡單單、隨手可拾。

有意到中國發展的人，至少要具備資金與能力二者之一，才算有了基本條件。但除此之外，對大陸社會、法律、文化種種層面的瞭解，也是缺一不可。

劉文華指出，失意台幹有兩個翻身的模式，一是開個小資本的餐廳；一是運用過去的人脈，修正錯誤，重新出發。不論何種方式，重點都是不要急著投資，而是要「蹲點」一段時間，有把握後再放手做。

在上海，頂下一 家店只要人民幣五、六萬元就搞定，不少台灣人趨之若鶩，誤以為此地是小資本家的天堂。以仙霞路為例，方經理就指出，八成的店面都是台灣人開的，但有些店面一年甚至可轉手三次之多。老台灣人為了早點認賠出場，騙新台灣人趕緊租下店面；新來的台灣人貿然接手後，連賣些什麼都沒評估好，結果重新裝潢後又賣同樣的東西，一樣血本無歸。

上海台商聯誼會會長張福美就指出，有一家人興沖沖的由台南搬到上海賣米粉和麵線，結果賠了新台幣一千萬元，現在全家人又默默移居回台，「他們在台灣時，生意很好啊，哪知道，上海人覺得米粉是乞丐在吃的。」

很多人將中國視為對大環境失意下的出路，不過，根據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的預測，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ＷＴＯ）之後，將會產生四千萬的失業人口，這個統計絕不是危言聳聽。

事實上，中國加入ＷＴＯ後，昭示的是全球化的浪潮，終於要叩向最有成長潛力的經濟體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，在中國自己也將面臨強烈競爭，中國作為最後遮蔽的天堂，恐怕也會快速喪失，屆時想做台流都不可得。

曾有在中國的台商感嘆的說：「一流的人來中國還是一流，二流的人來中國只會變為三流。」相當貼切的說明瞭喪失個人競爭力在全球都無立足點的情況。因此，如果你是位於國際移動線上頭那一％的人，不論台灣或是中國，都能任你馳騁；如果你是屬於其他的九九％，你還能不枕戈待旦嗎？